“先礼后兵嘛，由你们的人说，证明政府是不支持他们的。之后，我们再以单位的名义处理此事。”杨锐半是解释，半是说明。
要说最开始的时间，杨锐还是很紧张了一番的。几十家媒体的集体采访啊，就算全都是说好话的媒体，那也是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了，值得紧张一番了。更不要说，脚下的这些媒体，大部分都不准备说好话。
但是，稍微观察了一阵子，杨锐反而没那么紧张了。
因为他发现，脚下的这些媒体，不是大部分都不准备说好话，而是一个愿意说好话的都没有。
不是没有愿意说好话的媒体，而是说好话的媒体，都不会串联起来，在这个时间点跑过来堵门啊。
杨锐觉得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干脆用另一种方式去处理好了。
克隆给人带来的恐惧是非常大的，尤其是它的种种可能性，实在是太令人迷惑了。
普通人听说克隆，或许还会思考一下利弊。
媒体听到克隆，那简直就是一场圣餐，非给你撕的血呼啦炸的，恨不得将细胞都给撕碎了，才能显的出水平来。
尤其是预设了立场的记者们，甭管是查资料还是问人，总归是能做出一堆堆的耸人听闻的结局。再给好莱坞一段时间，各种借概念的片子也就该上市了。
所以，在杨锐看来，这种时候，讲道理都是没什么用的。
当年苏格兰人做出多莉的时候，家都险些被媒体和环保主义者拆掉。
杨锐地处中国，没有那么多的破事儿，但是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和环保主义者，还是开始了他们尝试与攻势。
退缩还是抵抗呢？
退缩就召开发布会，各种说明，各种解释，各种委屈……风声过了，兴许就没事了。
如果是在国外的话，不是牛到一定的程度，比如爱因斯坦的级别，那基本就只能退缩了。
苏格兰人就是选择了退缩，其本人后来拿到的荣誉相对克隆羊的成功也是偏少，与世界各地不怀好意的白左们还是很有关系的。
但凡是掌握在某某基金会，某某委员会手里的奖项，等闲都不会颁发给克隆羊，因为基金会和委员会的负责人，不希望自己被人指摘。
屈从于政治因素而枉顾公平，才是最普遍的世界。
而在国内，其实，如果不是牛到一定的程度，依旧只能退缩。
80年代的中国媒体界是最不自信的，或者说，为了争取类似于欧美媒体界的权力，中国媒体界自信的过了头。